在世界格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一个大国如何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
当前国际环境充满变数，中国面临的来自外部的安全风险异常复杂。中美两国竞争加剧，虽有缓和，但双边关系现状及其走向仍然是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关键变量，使得中国台海及中国周边一些地区地缘风险加大；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等影响波及中国相关领域；参与“一带一路”的一些中小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冲击需要高度关注；恐怖主义威胁则是需要长期重点关注的安全问题。
从内部来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济恢复发展本身有不少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工作。
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陶坚在接受中国日报《思享者》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挑战，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十周年，最突出的成就是它指引了我们国家面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
外界不应误读中国修订《反间谍法》
然而，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举措经常遭到外界的误读。比如一些外媒报道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等法律会加速外资撤离，就是一个典型的误解。
陶坚表示，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是主权国家的标配。美国作为世界情报强国，在反间谍立法上也是不遗余力的。
目前，有数十个国家的间谍机关对我国开展情报活动，虽然每年我国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间谍案件数量不少，但仍只是“冰山一角”。对华间谍活动危害大，直指我党政军核心部门和军工科研等领域。同时扩大到生物基因信息等新领域。从手法上看，除了传统的发展策反，网络窃密、咨询调查等新手段层出不穷，这都使得《反间谍法》的修订和实施具有急迫性。
陶坚强调，国家安全部在其官微上指出，中国的反间谍法律制度清晰明确、公开透明，不会影响外资企业和境外人员在华合法经营、投资、工作、学习和生活。针对关于《反间谍法》扩大执法权限、在华外企和人员被“收集数据”“任意羁押”的安全风险上升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反间谍法》对反间谍工作的各项权力、各个环节均作出了严格限定，对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调取数据的前提、程序、范围作出了严格规范。
他特别指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直接写入了有关条文，在整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就是通过清晰划定安全的底线、红线，确保精准“反间谍”、更好“促发展”，营造既开放又安全、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发展环境。
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滥用“国家安全”
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安全和发展的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大国间的互动中更是如此。
然而，现在美国有一部分政界、学界及商界的声音，特别是一些媒体，经常上纲上线，把纯粹的企业竞争上升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层面。
陶坚认为，这种泛安全化的做法将经济贸易、科技合作乃至人员交流政治化、武器化，给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正常交流带来了不必要的阻碍。
比如，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暗示中国有可能让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数百万辆中国汽车同时熄火。
陶坚表示，美国政府监视全球包括其盟友的行为早已众所周知。美国对中国的此类抹黑，恰恰暴露其在全球范围内监视的能力和意图，也可能引起其盟国、以及其他大量使用美国电子产品、汽车、飞机的国家对美国的疑虑。
尽管如此，陶坚表示，中国不能因此用同样的逻辑对待美国。他说中国不会模仿美国泛安全化的做法。
他表示，相反，中国应更加注重加快科技创新和构建国际合作，以科学技术、人文交流和经济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共赢为目标，努力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转载自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