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支持和协助，就是在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经常牵动着眼眶中春雾的涌现，仍然紧紧地拉着心中那根连着泪腺的神经。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相信父亲不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只用四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
父亲总是经常提到「那些同学们」，提起他们，让我印象很深。我经常询问父母亲，他们是谁？有他们的名字吗？能找到他们吗？一次听母亲说在香港校友会聚会时，曾遇到了一位当时曾参与帮忙抄写的同学，但因爲当时人太多，母亲没有顾得上让他留下联络方式和名字，这事让我们大家觉得都懊悔不已。
所以，当二ＯＯ六年四月在棉兰举行的校庆六十周年大会上见到当时曾经也有参与抄写工作的林得胜老师时，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从得胜老师那里我知道了他们当中有刘汉辉，有林天赐，相信还有其他的学长们，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所有曾经给予这部辞典极大帮助和支持的学长们（虽然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了），向他们道声谢谢。因爲如果没有他们的无私协助。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浩大的工程肯定不可能用短短四年的时间完成。
这本辞典完成后，要找到出版社出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开始接洽了香港的一家书局，但因爲他们对印尼语汉语辞典这类工具书的市场没有信心而胶着。中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刘庆有领事知道后主动在回国时把文稿带到了北京，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当父亲被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和北京商务印书馆签下了出版合约，爲了解当时父亲还居住在印尼的情况，解决联系上的困难，商务印书馆委托北京大学来完成最后的校对和审搞工作。
一九六三年，这本辞典终于在许许多多人们的关切和支持帮助下出版了。开始商务印书馆担心销路问题，第一版深绿色封面的，只印了七千七百本，但很快就销售一空。接下来又很快就印了第二版，那是米黄色封面的。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商务印书馆也曾再出版，那是深红色的封面。
这本辞典对父母亲来说，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知道孩子有很多的缺点，有许多的不足，并希望可以不断的将他完善。从他诞生的那天前，父母亲就不断在努力进行修订和补充，当发现有新的或遗漏辞的辞句时，往往像发现新大陆如获至宝似的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并立刻把它写进卡片中。爲了提高专业水平，当印尼共和大学在棉兰的分校开办时，他和母亲就开始每晚在工余之后在那里从印尼语的起源，梵文、爪哇古文、阿拉伯文开始，对印尼语更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印度尼西亚语文系以提高专业水平。
不幸的是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六五年的政变排华事件进而中印断交，从离开印尼回国又碰上文化大革命。虽然父亲把一大堆的修订和补充资料包括卡片和已经抄写好的文稿带回国，但也只能和那部在当时会被误爲特务发报机的打字机一起收在箱底达十年之久，直到七七年去北京大学参加「新印度尼西亚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时才得以重见天日。
看着父亲留下来的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词典和一盒盒还躺在里面的写着文字的卡片，我看到的是父亲未圆的梦。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一场很大的玩笑，即把他引入印尼文的世界，却又在他把所有的精力投进去时，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和中印断交的交响乱曲，把他完完全全的隔绝在印尼文的世界之外，成爲橡胶厂里搬着沉重布团在长型车间来回走动的平布工人。
虽然父亲总说很多人比他的际遇更差，他不算什么，但从他经常凝重，经常喃喃自语地说人生有多少十年，经常像从隔世尘梦中甦醒的神情可以感觉到他心中那压抑着的苦涩、无奈、焦急和郁闷。
到澳门后，爲了生活，他也只好放下他心爱的辞典。不过当在印尼的亲朋好友问他需要什么时，他要的总是印尼的旧杂志（要旧杂志也只因爲他不想亲友们爲他的要求破费），他仍然习惯在阅读这些杂志并在发现新的词汇时顺手就写起来放在卡片上，他仍然习惯地遇到不懂或意思含糊的词句时，翻遍家里所有的中英印各式各样的词典去寻求准确的答案。
但他慵懒的女儿在遇到不懂或不肯定的词句时，最经常的习惯是找他要答案，虽然他总是在给答案时苦口婆心地要我去翻查字典，说「字典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认真的翻查字典，才能真正掌握一个词句所有的意思」。但我总是把他「去查字典」这句他通过多年学习多年累积得到的宝贵心得当成笑话去调侃他。我总觉得他会永远在我身边，只要我有问题有困难，他就会帮我解决。而直到我失去他这本活「字典」时才发现他这番话的深层意思。
人生历程中的无法逃避的各种各样的大环境小问题，使他无法让他那孩子般的印汉辞典越来越完美，也让他离开爱恨交织的第二故乡越来越远，而我这个在学问上不求甚解的女儿，根本没有专业能力去帮他圆梦，这些恐怕是他离去时所无法释怀的遗憾和悲哀，也是至今仍留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酸痛。（完）
作者：意如香 夏之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