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报综合讯）在中文舆论场，“外企撤离中国”或是“外资抛弃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2015年，关于此类话题的新闻报导便已见诸报端。只不过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这一话题不仅在中文自媒体上愈发火热，也成为全球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议题。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由此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以及部分发达国家有关减少对华防疫物资依赖的政治宣示，则更为上述话题赋予极强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事例支撑。
虽然“外企撤离中国”的相关讨论颇有时日，但讨论的核心焦点伴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悄然发生转换，初期的讨论更多聚焦於“外企是不是真的撤离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讨论则更多聚焦於“外企撤离中国”究竟更多是在商言商的市场行为，还是美国对华总体遏制战略下的经济战手段。
尤其近期美国部分鹰派官员在鼓吹中美脱钩的同时，又抛出语焉不详的所谓“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计划，号称要最大限度地将全球供应链转出中国，并为此召集部分“友好国家”召开闭门会议，这也难怪部分中国自媒体会以耸动的口吻质疑，当下的“外企撤离中国”是否隐藏着什麽阴谋。
撇开情绪化的文字，分析外企在华投资变迁的实迹，其实人们很难轻易对“外企是否撤离中国”得出明确结论，至少部分反华人士想像中的暴风骤雨般的外资逃离并未发生，但特定行业、特定类型的外企撤离已持续近十年，同时这种持续撤离所涉及的行业亦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至于外企撤离本身到底是市场化的阳谋，还是充斥国际政治算计的阴谋，这两者同样紧密交织而难以明确切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这两者中居於主导的因素呈现此消彼长。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外企撤离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对中国决策部门形成持续的挑战。
“中国+1”的阳谋
作为一种现象，“外企撤离中国”发端于何时？对此有多种不同观点，有分析人士就追溯至2008年前后中国对“劳动法”的修订，尤其是强化最低工资保障条款，视其为引发外企撤离的标志性事件。也有人认为，2015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才是引发外企撤离的直接诱因；还有人将外企撤离与中国环保执法力度加强相联系。
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更多还是从客观环境变迁的角度对外企撤离进行分析。而若以在华外企，尤其是对已经出现明确撤离行为的外企自身行为进行分析，则当下“外企撤离中国”现象的起点，其实应是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
2012年以前，亦有部分外企撤离中国，但个中原因要么是受困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不得不进行业务收缩，要么是其市场份额出现严重萎缩而不得不“败走中国市场”。但在2012年因日方将钓鱼岛“国有化”而导致中国民间对日敌意高涨后，大量在华日企在市场营销和员工招聘领域遭受挫折，虽然远未到经营难以为继的地步，但不少以中国为最大生产基地的在华日企开始重新审视在中国的投资布局，进而在分散风险的考虑下，纷纷开始在中国以外区域设置第二生产基地。
这些日企的尝试，实际上也开创了外企在整体经营未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主动调整在华业务权重，增加产地多样性的先河。这种既不放弃中国生产基地和中国市场，但又控制对华依赖度的战略也被总结为“中国+1”（China Plus One）策略。
而今，我们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外企撤离中国”现象，基本都是可以视为“中国+1”的具体实践。只不过，与当年日企重点考虑中日政治因素而实行“中国+1”策略不同，以韩企和美企为代表的外企以及台湾企业更多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显着上升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转而利用印度和东南亚区域的低成本和关税优势，建立面向非中国市场的生产基地，或对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基地。
“中国+1”策略的上述特点，实际上也解释了“外企撤离”和“外企加大在华投资”这两种情况何以同时存在。由于大多数外企本身并未放弃中国市场，并试图分享中国市场总规模扩大的红利，因此有一些外企的“撤离”实际上是关闭在中国不同区域的分支机构，但将产能集中到在中国的核心生产基地，甚至进一步扩大核心基地的产能。
而另一些外企的“撤离”则是将某一在华生产成本较高或市场饱和的业务板块关停转出，但同时又将市场需求旺盛或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板块进驻中国并扩大生产。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韩国三星集团。过去几年来，三星逐步关闭了在华的手机、电视和电脑工厂，将产能转移至生产成本更低且市场增速更快的越南、印度等地，但同期三星又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半导体芯片、先进液晶面板和动力电池等高端产业的投资，以期利用中国的工程师人才优势抢占这些领域内不断扩张的中国需求。
“Anything But China”的阴谋
随着中国对劳动力成本和环保监管要求的提升，加之东南亚和印度吸引外资力度的加大，采取“中国+1”策略的外企所涉及的行业也呈现逐年扩大之势，从早期的以服饰纺织品和初级日用品为主，逐步扩大至电子产品、冶金制品和化工产品。不止于此，亦有上述行业的中国企业也基于经济因素，开始在东南亚和印度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以此拓展东南亚印度本地市场。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1”形式下的外企撤离相当程度上依旧是自由竞争状态下的正常市场行为。
不过随着美国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全面对华发动“关税战”贸易摩擦，非市场因素则越来越成为“外企撤离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其突出表现为大量以对美出口为主的外企产能在“关税战”爆发后迅速启动了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的计划，即便这种转产其实需要企业投入额外资金建设新厂房和生产线，并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提升东南亚和印度工人的生产技能熟练度，但在高昂关税税率的压力下，这些外企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转移其实也不符合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的初衷，因为特朗普政策的意图，其一是实现工作机会向美国本土回流，从而兑现其选前对底层白人支持者，尤其是对美国铁锈地带蓝领劳工的承诺，巩固其在大选战场州的基本盘；其二是缩减美国对外整体贸易逆差，从而实践特朗普团队原教旨化的重商主义理念。
套用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核心人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2020年7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一篇文章中所言，“因缺乏稳定、高薪的工作而丧失的人格尊严，是无法通过低价的进口商品或福利支票来弥补的”。可当这些对美出口的外企产能并未回流美国本土，反而转移到越南和印度，进而继续对美国出口廉价商品，且并未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只是将逆差的对象由中国转为越南时，特朗普政府“平衡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战政策显然是破产了。
到此境地，若美国政府的举措仅限於关税政策，“外企撤离中国”勉强仍可算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商业成本考量叠加下的阳谋。可是随着特朗普连任竞选压力的增大，以及白宫对华鹰派官员的全面得势，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又开始回到莱特希泽颇为不齿的“服务地缘政治”的轨道上，并总结出所谓在“Anything But China”的ABC原则。在这一原则下，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被扭曲为宁可承认美国持续面临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的现实，也要将美国的生产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所谓的“亲美国家”。而新冠疫情的全面爆发进一步助推了这一趋势。
过去一年中，美国政府中的对华鹰派不断抛出所谓“可信供应链计划”、“清洁网络计划”以及前述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基本都可视为“Anything But China”的具体实践，而这些计划推动下的“外企撤离中国”完全脱离了商业逻辑，干脆成了被冠以“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权”等名义的国家权力干预行为，并与美国政府对中国本土龙头科技企业的制裁措施密切结合。
正是有美国政府的恶劣示范，日本也于疫情期间推出了总额为2,200亿日元（约合21亿美元）的专项补贴基金，试图以经济补偿方式鼓励日企将供应链从中国回流日本或转往东南亚区域。印度则以阻挠中国进口商品清关等更为粗暴的方式，引导在印度设厂或开拓印度市场的外企将其在中国的上游供应链转至印度或中国以外的其他区域。
“让经济回归经济”
对中国而言，不同因素驱动下的外企撤离，造成的经济效果亦有差异。由商业因素驱动的“中国+1”式撤离中国，固然会带来中国就业岗位流失和出口份额的损失，但只要不涉及行政干预和对外企的歧视，这仍然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向产业链上游攀爬的必经阶段。
对於此类撤离，中国经济主管部门一方面应要求相关外企依法做好遣散员工的补偿工作，另一方面也可采取“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求所有，但求所控”的灵活策略，鼓励中国相关产业企业也主动进军东南亚及拉美的低成本区域设立生产线和供应链，或是与东南亚、拉美、印度及日韩企业合资设厂，但由中国企业的运营技术团队进行运作，从而始终保存中国在相关产业的技术能力，随时应对极端情形。
此外，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大规模铺开，中国亦可针对相关技术和应用提供专项补贴，在一定程度助推有转移倾向的企业向机器人替代人工方向转移，从而在提高核心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巩固中国在相关产业链中的地位。
至于部分国家以政治目的推动的产业链转出中国，中国也大可不必“随之起舞”，而是应“内外兼修”，一方面继续提升改善营商环境，不断提高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水平，另一方面则借监美日等国的产业摸底做法及公开信息，对中国现存外资企业依据产业战略价值和产业技术附加值进行全面摸底统计，梳理出对中国产业升级及技术突破、现代工业基础构建有助益、具有全球产能主导力的战略性外商投资企业，对上述企业在华投资的趋势和动向，安排地方专业招商部门或产业发展部门对其一对一跟踪服务，尽最大可能确认这些战略性外商投资企业的商业诉求，并适当满足其合理部分，加深其与中国市场的联系，使其即便面临撤离压力，也更有可能选择“中国+1”路径，而非绝对撤出或隐形撤出。
过去数十年来的国际经贸实践证明，依靠行政手段强行扭曲国际经贸格局的做法，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市场自发的内生动力最终都会将扭曲的产业链拨回正轨，正如本次新冠疫情发生后，不少贸易保护主义者预言的全球产业链瓦解并未发生，而只是以加强风险冗余的方式进行了再造。“让经济回归经济”，真正坚守市场化原则的国际经贸参与者才能分享国际经贸蓬勃发展的最大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