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东瑞
一位小学老师打电话来问，我们有没有出有关疫情的书？回以我们没有出，即使写出的抗疫小故事，恐怕太深，不适合二三年纪的小学生阅读。
香港的疫情依然是现在进行式。到书店走走，有关疫情的书还未见得太多；听内地文友说，内地有关的图书，已经占据不少书店的空间了。这也许不奇怪，内地的抗疫在半年内已见卓有成效，许多动人的事迹被迅速反映在文字、绘画、视频、短片、纪录片、电影内。武汉文友更传来参观大型抗疫展的报导，展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实物、纪念品和故事。我看到其中一张大大的图片，显示一个巨大的阿拉伯0字，那是表示武汉疫情清零的意思。我觉得这样的展览应该长期保留，不断予以丰富化，发展成一座抗疫博物馆。它太具有纪念和教育意义，让我们记住人类在2019·2021年曾经历过一场确证和死亡数字惊人的瘟疫，名字叫「新冠肺炎病毒」。
瘟疫还在肆虐，有医生、专家断言，这场疫情的病菌将长期与人类共存，这稍嫌悲观的看法，对我们自我保护、提高个人卫生意识有警惕作用，但相信随着科学、医学的发展，恐怕也会因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随风而逝，被历史事实粉碎。人类历史上的天花、鼠疫、霍乱三大瘟疫，还不是被人类歼灭了吗？社会和科学总是在进步中，我们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领导下，消灭了危害、肆虐中国人民两千年之久的血吸虫病，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诗篇。2003年的非典（沙士）最后也告一段落。可见，没有停不了的瘟疫。
与战争、大灾难、爱情和死亡题材可以成就伟大文学杰作一样，瘟疫是适合作为文学作品的大背景。先说战争，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写于1863年至1869年，反映了从1805年到1820年的俄国卫国战争和有关的重大事件，差不多是四十年后才动笔；有趣的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反映美国1861年南北战争的著名小说《飘》，也是之后七十几年的1936年才写出。前者被几十个国家的读者投票为最受欢迎的长篇小说，后者改编成电影《乱世佳人》后历久不衰，观众无数，而且造就了一位饰演女主角斯嘉丽的天才演员慧云·李。可叹的是《战争与和平》109万字，《飘》80万字,那样浩瀚无际的文字大海洋，时间太有限，划一叶扁舟，也难抵达终卷的彼岸，只好进入电影院，在黑暗中坐在银幕前，欣赏几个钟头映射更精彩的演绎。
再说以瘟疫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不获得重要奖项。德国的托马斯、法国的卡缪和哥伦比亚的马尔奎斯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三位大作家都写过瘟疫中长篇。托马斯的《魂断威尼斯》写一位作家到威尼斯度假，邂逅一位美少年，令他迷恋不已，无法自拔，当地爆发霍乱瘟疫，他熟视无睹，避之不及，最后死在威尼斯。同性恋在此只是一个包装的外壳，小说充满了美的象征和隐喻。作品原是一个中篇，笔触相当优美，搬上银幕后也富有魅力，极为成功，成为我的至爱。卡缪的《鼠疫》既写了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抗疫英雄对现实的传奇故事，也暴露了人性的丑恶面目与贪欲本性，彰显了人类的良知、大爱与温情。还有马尔奎斯的《爱在瘟疫蔓延时》，这是他除了《百年孤寂》之外另一部被誉为最伟大的爱情长篇小说，我看的是影碟。小说中，费米娜是阿里萨的旧爱，但有情人最初不能成为眷属，直至她的丈夫意外死亡，阿里萨才出现在她丈夫的丧礼上，他再次正式地向费米娜求婚，这一天，距离他当年不遂的爱的表示，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四天了。同样，作家在此写战乱和瘟疫的篇幅并不多，不过是想将爱情隐喻为与瘟疫相似，犹如中了病毒一样。作家的构思确是与众不同，杰作获得了评论界一致的喝彩。
中国作家不甘后人，也有意向这方面做尝试。武汉的女作家池莉原是传染病医生，在1997年写过瘟疫题材的中篇《霍乱之乱》；东北的迟子建写于2009年的《白雪乌鸦》以1910年至1911年在哈尔滨爆发鼠疫期间老城区傅家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获得年度长篇小说双年奖；而北京的毕淑敏于2012年以2003年的非典瘟疫为题材，写出了一部从记者视角的心理小说《花冠病毒》，封面将病菌设计绘画得如同美艳的花卉那样炫目。中外作家之所以选取瘟疫为题材写中长篇，在于瘟疫蔓延期间，人类的无奈、爱心、恐惧、互助等等人性的两面最易暴露无遗，可以事半功倍。 这一次蔓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新冠肺炎病毒，染病和死亡数字看来不会低于历史上的一些瘟疫。有关图书内地出了很多，网络图文多不胜数，许多征文比赛以疫情为题，像我熟悉的疫情严重的印度尼西亚，印（尼）华文友就出版了一本多人合集《脚步放慢的日子》，报纸还开辟了《休城散记》，迄今发表了一百余篇。累计材料，让后人记住这特殊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有何经验教训，但有分量的长篇，看来还需要时间。
